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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,《一个小工厂主的艰难复工之路》,记录了一个企业小老板复工难的现况。微信阅读率已经到了100万,引发了很多中小企业主共鸣和讨论。

冠状病毒的疫情,一度让整个中国按下暂停键。随着疫情的高峰过去,各地正在尝试逐步恢复正常的经济运转。到今天,情况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,以浙江为代表的地区,正在加快复工,甚至出台了各种政策刺激民众去当地复工和找工作。疫情过后,我们为什么更应该留在一线城市?

一边是复工难,一边是抢着复工

对于复工,现在城市间出现了两极的分化。在疫情还没有完全平息的当下,很多城市出于谨慎,还在封城封路封村,道路无法通行。有些城市一边面对经济的停滞,一面还在犹豫要不要批准企业复工,或者给复工设立审批的多重手续。微信群里转发的四川某个地市的一张复工申请书,上面盖了超过了10个部门的章。以这个效率,短时间很难全面复工。

与此同时,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。有些省市不仅大张旗鼓的开工,还开始了迅速的抢人大战,出台政策和资金补贴,鼓励劳动力前往当地就业和复工,以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最为突出。

浙江的抢人政策(部分地区):

杭州:组织疫情平稳地区比如贵州,用专列接企业员工复工,第一批免费。对没钱租房屋住的企业员工,政府给予每人500元的租房补贴。

义乌:政府对企业接回员工的包车费用给与补助,对自行返回义乌的员工给予补贴。

海宁:通过专门的汽车火车飞机,鼓励员工复工,政府补60%的路费;

宁波:对于企业新增员工的社保,每人补贴500元;


广东省(部分地区):

珠海:企业新增员工,按每人500元标准进行补贴,每家企业最高补贴100万元。

江苏省(部分地区):

无锡:为复工企业提供复工人员的核酸检测服务,补贴50%的检测费。

在深圳南山等公司高度集中的科技园区域,管理部门也由原来的审批复工制度,改为了报备制度。只要企业报备后即可开工,管理机构进行不定时抽查。

抢人背后是年轻人的急剧减少

为何还在疫情没有完全过去时,这么急于招人呢?关键点是经济和企业都是人推动的,而人口红利逐渐衰减的现在,各类劳动力都变得越来宝贵。谁找找得到人,谁就能跑在前面。

2018年,对中国经济颇有研究的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说,“人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要素,以人为本,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要义。”“制约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,是城镇化率刚过了60%,国民经济的人口红利却已逐渐淡出,劳动力处于紧张,很多城市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。”2014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了下降,人口红利时代不再有了。

根据中泰证券报告,2019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400万,5年内可能会下降到1300万,甚至是1100万。中国将在20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,2031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。一方面是新增的人口越来越少,因为历史政策等原因,90后的人口数量为1亿7400万人,比80后少了5400万,减少了30%左右。00后就更少了。一方面是老年人越来越多,截至2017年年底,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.4亿,占总人口比重达17.3%。可用劳动力成了宝贵的核心资源。劳动力紧张正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常态,又便宜干活又麻利的工人成了历史。

和深圳、温州开工厂的一些中小企业主交流下来,整体的印象就是,人不好招。员工尤其是年轻的90和95后,越来越少,也越来越有个性。

温州有多年工厂管理经验的卢先生,10年前工厂工人,本地人和外地人比例是2:8,本地人很少,很多是贵州河南等地的工人。但是现在,这个比例正转换过来,80%是本地人,外地工人正在急剧减少。而员工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,包括提供餐食,宿舍(夫妻房和空调房),底薪、加班费,周末不上班,社保,即使不住宿舍工厂附近也要方便租房。

深圳的蔡先生说,年轻的90后和95后,宁愿去餐厅当服务员,也不来工厂,因为工作太枯燥,没意思,也没成就感。年轻的工人,即使进厂,也会选择富士康,大疆、华为等大型的公司,待遇相对较好,也有荣誉感。但是一个现实是,年龄超过40岁的员工,很难进到一个大厂好厂。很多超过40岁的普通工人,没有学历和文凭,他们进不了大厂,于是进了小微企业,或者自己成立了家庭手工作坊。但是,即使这样,这次疫情过后,这样的人也不好找了。

人,成了企业最核心的资源。

为什么要留在上海深圳等城市?

在经济发展与疫情控制之前权衡,其实是一场平衡木的演练。如果长期不复工,企业发展、居民就业、政府税收、民众消费,都受到重创,长期持续后果完全没法想象。如果复工,疫情控制不好,后果更不可想象。其实复工和抢人大战的背后,考验的是对城市化管理水平高低。

浙江敢于开放式的接纳外省务工人员,其实是对自己应对风险、城市化管理水平的自信。这些复工人员怎么过来?来了之后怎么管理和就业?隔离场所、衣食住行的安排是否到位?怎么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人传人等现象?怎么监控人员变化的情况?这种管理水平,需要政府长期的积累和经验打磨,而不是短时间之类的一蹴而就。

由于历史原因,中国城市化管理长期分化的特别厉害,东部和西部,内地和沿海。本来就有很大差距,二线城市一直都在努力迎头赶上。而这次疫情,可能会让原本缩小的城市差距,进一步扩大。很多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会发现,一座城市,不仅仅是要有大楼和大马路,关键是有大格局和到位的管理。不然的话,一场暴雨就会让一座城市瘫痪,一场疫情就让一个省会停摆。

事发前的武汉,以武汉光谷为代表的经济区,为了找企业入驻,北上首都,南下深圳,各种落户补贴,各种拉人,确实建设有一定成果。但是一场疫情,让城市管理的真实水平,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。

在这次疫情里,普通的民众都可以看得出来,上海等经济发达地,无论是医疗,还是政府口的负责人,对答如流,逻辑严谨,管理到位,效果突出。而前去援助武汉的女性医疗人员,早期连生理期的卫生巾都没办法解决,得要社会捐助。高下立判。

这次疫情很有可能再次逆转原有的高级人才流动的方向,很多人发现,尽管以北上广深为例的一线城市房价高居不下,生活成本高,但是信息化透明度,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反应能力等等,均不是二线城市,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赶上的。这关联到每一个人,每一个家庭的发展甚至是存亡。

2018年,小米出台激励政策,假如员工从北京搬迁到武汉,“工资待遇基本不变,公司会为员工提供15天酒店住宿补贴。除此以外,还有3万元的搬迁福利费。住房方面,小米可为员工提供人才公寓,想要购房的员工不受当地限购政策影响,可立即获得购房资格。”不知道之前迁往武汉的小米员工,这次有没有被感染的?或者家人被感染的?希望他们平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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